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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夫果窳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虫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邪？物坏，虫由生之；元气阴阳之坏，人由生之。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恳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桓、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天地之雠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受罚必大矣。予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邪？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 、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窳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怒，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 ，生而死耳，乌置存亡得丧于果窳、痈痔、草木中国唐代柳宗元的哲学代表作之一。收入《河东先生集》、《柳宗元集》。文章着重批判天能赏罚的唯心主义天命观，阐发天没有意志、是物质实体的观点。文中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痈痔、草木也。”指出天、地、阴阳与果瓜、草木等同样都是自然现象，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天没有意志，不能赏功罚恶，“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国家的兴亡衰盛,个人的贵贱祸福,与天根本不存在互相感应的关系。《天说》坚持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天人关系的问题，但忽视人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动作用。天说》中国唐代柳宗元的哲学代表作之一。收入《河东先生集》、《柳宗元集》。文章着重批判天能赏罚的唯心主义天命观，阐发天没有意志、是物质实体的观点。文中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痈痔、草木也。”指出天、地、阴阳与果瓜、草木等同样都是自然现象，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天没有意志，不能赏功罚恶，“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国家的兴亡衰盛,个人的贵贱祸福,与天根本不存在互相感应的关系。《天说》坚持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天人关系的问题，但忽视人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动作用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称“柳河东”，“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并称为“韩柳”。刘禹锡与之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汉族。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刺史(所以称柳柳州)，政绩卓著。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
纪 念
在山西省永济市为纪念柳宗元，特建设柳园公园，柳园位于永济市城西区,东临河东大道,南隔富强路与永济电机厂世纪花园小区毗邻。右图1为永济柳园局部图
柳宗元一生笔锋犀利，见解精辟。
[编辑本段]生平
家世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官秩一直很低。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
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
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早年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信佛，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出仕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永州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文学成就
柳宗元虽然活了不到50岁，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诗歌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古文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论说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
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中集中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1)否定神秘的天，宇宙是混沌的，运动的元气构成的，所谓的天是大自然构成的冤死，根本不存在至高无上可以支配人的命运的天，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运动的结果。不存在神秘的外在力量。（2）天人不相预说。在天人关系上他认为天和人是互不相干涉的，主张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3）对鬼神迷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做出了解释，人们迷信鬼神是力量弱的表现。如果人们掌握了规范和瑰丽，人力足以支配自然，就不会相信鬼神了。
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
山水游记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回答者： 黄吧不 - 试用期 二级 2009-10-25 12:43
检举 《天说》中国唐代柳宗元的哲学代表作之一。收入《河东先生集》、《柳宗元集》。文章着重批判天能赏罚的唯心主义天命观，阐发天没有意志、是物质实体的观点。文中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痈痔、草木也。”指出天、地、阴阳与果瓜、草木等同样都是自然现象，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天没有意志，不能赏功罚恶，“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国家的兴亡衰盛,个人的贵贱祸福,与天根本不存在互相感应的关系。《天说》坚持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天人关系的问题，但忽视人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能动作用。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夫果窳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虫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邪？物坏，虫由生之；元气阴阳之坏，人由生之。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恳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堰溲，筑为墙桓、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天地之雠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受罚必大矣。予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邪？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 、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窳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怒，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 ，生而死耳，乌置存亡得丧于果窳、痈痔、草木邪？”
天论（上篇）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徕，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剌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蹻介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世上讨论“天”的问题的大体有两派，一派认为老天爷是我们大家在天上的老大，管着我们；另一派认为天就是大自然，既没头脑也没心没肺。我的朋友柳宗元最近写了个《天说》来反驳韩愈的观点，小柳文章写得还不错，就是嫩了点儿，比较偏激，没把问题谈透。所以还得我老刘亲自出马，写这篇《天论》，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都讲清楚。】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
【但凡有形的东西都不是全能的。天，是有形之物中最大的；人，是动物里边最牛的。有些事天能干可人干不了，也有些事人能干可天干不了，所以说，天和人各有所长。——刘禹锡这里提到的“天与人交相胜”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命题。】
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天的规律是生养万物，它能使万物强壮，也能使万物衰弱；人不一样，人是搞法制的，要明辨是非。】
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爇树，阴而揫敛；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这段具体来说天怎么工作，人又怎么工作。天用四季轮回来调节万物的生老病死，还让生物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看，刘禹锡虽然没研究过《进化论》，可早就知道“气雄相君，力雄相长”的道理。——人玩的是礼义，尊老爱幼，表彰好人，惩罚坏蛋。】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种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事耶？唯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
【人比天强在哪儿呢？就强在法。在一个公正严明的法治氛围里，是非明确，赏罚也明确。如果依法受赏，就算你已经高官厚禄不在乎那点儿小钱，你也理直气壮地接受奖励，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好事必然就要受赏；如果你做了坏事，就算是对你抄家灭门，你也得认，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坏事，必然就要受罚。在这样一个公正严明的法治社会里，天能做什么呢？人们也就是在祭祀仪式和颁布历法的时候才会和天发生一点儿走走过场的关系。人如果做好事就会获得好处，做坏事就会受到惩罚，谁还会把老天当回事呢？——刘禹锡这话说得很是一针见血，“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我们想想，如果窦娥能受到公正审判，她还会在刑场上悲愤地呼唤苍天么？如果古代社会能有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还会有那么多人要靠练功“接地气”什么的去治病强身么？】
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
【如果法治社会出毛病了，不再那么公正严明了，做好事不一定受赏，做坏事不一定受罚，十个劳模里塞了两个坏蛋，十个死刑犯里插着三四个无辜的人。大家看到这些情况就疑惑了：怎么会这样呢，没道理啊，这难道是天意吗？造假可以赚大钱，花钱就可以摆平执法机关，这种时候，天命之说就开始小有市场了。】
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这段是个总结归纳。法治败坏的时候，享福的大多都是坏蛋，受苦的大多都是善良之人，哪还有正义，哪还有公理，人要是到了窦娥那份上，除了呼天喊地还能做什么呢？还能指望什么呢？所以说，天能做的是生养万物，人能做的是治理万物，人类社会越是缺乏治理，人们就越是看不懂这世间的道理，也就越来越仰赖苍天了。小韩和小柳都是以个人体会来阐释天人规律，这是不严谨的，个案不能说明普遍规律。嗯，要像我老刘这么研究分析才严谨。】
天论（中篇）
或曰：“子之言天与人交相胜，其理微，庸使户晓，盍取诸譬焉。”
【有人说：“你讲的这套‘天与人交相胜’的道理太深奥了，你要真想让我们明白，最好打个比方，讲得通俗一点儿。”——刘禹锡这人不错，知道讲道理要讲通俗了才好，从这层意思上说，刘老是我的老前辈。】
刘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郛，求荫于华榱，饱于饩牢，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郛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郛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诸近也已。”
【刘老师自问自答：“打个比方有什么难的，你知道旅游是什么回事么？好比我们一伙人组团旅游，到了荒郊野岭什么的，需要大树上摘果子，深潭里取水，谁体格好谁就占便宜，哪怕你有钱钟书那么大的学问，这时候一点儿辙也没有；可如果到了大城市，想到市政府食堂混口饭吃，胳膊再粗也不管用了。如果是去维也纳，即便在乡下也如同在大城市一般，靠的是彬彬有礼；如果在战火中的巴格达，虽然是大城市也如同在荒原，得靠丛林法则来找吃的。这道理很清楚明白吧？”】
或者曰：“若是，则天之不相预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潍、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风之怒号，不能鼓为涛也；流之溯洄，不能峭为魁也。适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鸣条之风，可以沃日；车盖之云，可以见怪。恬然济，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
【可能还有人问：“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天不会帮人什么忙，那古人为什么常常说天呢？”我的回答是：“这就和行船的道理一样。如果是在公园的人工湖里划船，你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就算有翻船的，人们也不会把翻船的原因归到老天头上；可你如果是在黄河壶口瀑布或者长江瞿塘峡划船，人力能控制的因素就很有限了，船没翻得谢天谢地，船翻了那叫天不作美。”】
问者曰：“吾见其骈焉而济者，风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欤？”答曰：“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得以晓也。彼江、海之覆，犹伊、淄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耳。”
【还有人问：“你的说法有些道理，可怎么解释那些一起行船却一个沉、一个不沉的情况呢？”这也很简单，告诉你吧：“水和船是两种东西，作用在一起，其间有数有势。”——我来解释一下刘老师的话，他在这里提出了两个看似很玄妙的概念：一个是“数”，一个是“势”，不少算命先生常说这两个词，其实在刘禹锡这里，“数”就是指事物发展的规律，“势”就是指事物发展的趋势，还有一点儿“惯性”的意思。好了，接着听刘老师讲。——“数和势一起作用，势这东西是依附在物体上的，物体运动得快，它的势就强，运动得慢，它的势就弱。船划得慢也可能会翻，但它是怎么翻的，我们看得明白；船要是太快，以每小时二百公里的高速在壶口瀑布一带行进，势很疾，翻了船我们也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刘老师这个解释有点儿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意思：所谓偶然事件其实也是必然的，只不过我们了解不到导致这个事件的所有成因，所以它才“看似”偶然。】
问者曰：“子之言数存而势生，非天也，天果狭于势邪？”答曰：“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耶？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
【还有人问：“你那么看重数和势，却不拿老天当回事，天的作用难道还比不上势吗？”我的回答是：“天的形状一直都是圆的，颜色一直都是青的，天运动规律我们都测得出来，所以说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就是数；天一直那么高高在上，一直运行不止，这就是它的势。天的运动也无非在于数和势罢了。我一再说：万物都是‘交相胜，还相用’的。爱默生不是有一首寓言诗么，说大山看不起小松鼠，松鼠不服气，说：‘我虽然背不起一座森林，可你也磕不了一枚核桃。’”】
问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数，彼无形者，子安所寓其数邪？”答曰：“若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响不能逾；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逾。非空之数欤？夫目之视，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后光存焉。所谓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烛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谓晦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耶？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必因物而后见耳。乌能逃乎数耶？”
【提问题的人接着问：“就算你说的对，天因为有形体存在而逃脱不了数的限制，那么，对那些无形的东西你又怎么用你的数来作解释呢？”我的回答是：“你所谓的无形的东西，是不是空啊？空这个东西也是有形体的，只不过它的形体要依附其他东西而存在。一间屋子，里边是空的，这是四四方方的空；一只杯子，里边是空的，这是圆柱体的空。不管你说什么空，就照我这个说法自己推理好了。难道天地之内真有无形的东西存在吗？没那回事！古人所谓的‘无形’，其实是‘无常形’，也就是没有固定的形状，依附在物体上也就现了形了。所以，你所谓的无形的东西也一样逃不了数的限制。”】
天论（下篇）
或曰：“古之言天之历象，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言天之高远卓诡，有邹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肾、肠、心、腹；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复归其始。尧、舜之书，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凯举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袭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尧民知余，难以神诬；商俗以讹，引天而驱。由是而言，天预人乎？”
【还有人问：“古时候研究天的问题有三大学派：宣夜、浑天和《周髀》，最著名的专家有个叫邹衍的，你刘禹锡师承哪家哪派啊？”——我先替刘老师解释一下，所谓“宣夜”，大体是说天是个真空的东西，日月星辰都漂浮在上边，靠气来推动；“浑天”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说天像个鸡蛋，地就是鸡蛋黄，被天包着；《周髀》是个书名，这书主张的说法叫“盖天”，大家可能更熟悉，你找一个四方的烟灰缸，拿个碗扣在上边，这个碗就是天，烟灰缸就是地，“天圆地方”就是从这儿来的。邹衍是和孟子同时代的一位大学者，有个外号叫“谈天衍”，是说他是位研究天的专家，对了，我以后也可以给自己起个外号叫“谈《易》熊”，拿这个外号出去招摇一定很牛气。——我解释完了，刘老师该出来回答问题了：“哈哈，我老刘没师承，无门无派！我的理论不是跟他们学来的，是自己推理推出来的。但凡‘入乎数’，也就是有规律的东西，都可以小中见大，我们从人来推天很容易推得出来。人长着五官，五官之本在于内脏，天上挂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之本在于山川五行，清澈的东西来自于溷浊之物，轻微的东西来自于厚重之物，而溷浊、厚重的就是地，清澈、轻微的就是天，天和地各就各位，互相发生作用，产生了风雷雨雾，产生了植物、动物。”——还有一点需要我来替刘老师解释一下。有谁注意到没有，刚才刘老师说“日月星辰之本在于山川五行”，提到了“五行”，可这个“五行”怎么感觉上没有相生相克的意思啊？其实呢，“五行”最早的出处是《尚书•洪范》，原本是个分类的概念，所谓相生相克那都是后人附会上的。给世界万物分成几个大类，这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都是有过的，古希腊好几位哲学家都思考过万物本源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基本物质构成了世界万物？佛教讲的“四大皆空”，这个“四大”，也是物质的基本分类。——我的话讲完，刘老师继续上课：“在天和地产生的所有生物里，人是脑子最好使的，能和天各擅胜场。人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纲纪，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一种显著的现象：尧舜时代是上古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书开头就说‘稽古’，不说‘稽天’。”——还得打断一下刘老师。他这里说的“那时候的书”是指《尚书》里最古老的那几篇文献，据说是尧舜时代的，刘老师很当真，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不大当得真的。还有这个“稽古”，是那些文献里开头的用语，本来是四个字“曰若稽古”，就这么四个字，历代无数人考证研究也弄不清个所以然，我们就简单把它当成“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好了。——刘禹锡接着说：“到了周幽王和周厉王这两位暴君的时代，文献上一开篇就谈‘上帝’了，不讲人事了。在舜圣人的政府里，好干部得到提拔，说这是舜提拔他们，不说职位得自天授。商王武丁是个有为之君，看傅说有能耐，想重用他，于是就假装说上帝托梦给自己，让自己提拔傅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即位的时候接的是个烂摊子，不得不拿上帝糊弄人。道理很清楚了吧，在好世道里，‘天’这个字的使用频率就少；在坏世道里，领导只好拿天命来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受了不公正待遇也只有哭天抢地这一条路好走。天，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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